2018年12月师友赠书录（下）韦力撰
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说郛》，陶宗仪纂
此书的得来也具戏剧性。某位书友翻到了我数年前所写与《说郛》有关的一篇文章，与我讨论了相关的版本总量，而后将这四函大书寄赠于我。这虽然是民国排印本，但品相如此之好，完整无缺者，于今而言，也价格不菲。师友所赠，主要是新作，而这位书友赠送如此贵重之书，我当然不能接受，其当时向我索要地址时，只是说有资料寄下，我没有想到他寄来了这样的版本，并且未留下自己的地址。我在微信中向他多次解释，友情心领，书要退回，然其坚持不给地址，我只好称自己已经有了这个版本，对方却说，既然有之，让我随意送人即可。这真是令我无可奈何。
我与赠书者相商，既如此，欲在本栏目中鸣谢，对方仍然不同意，经再三解释之，其却称，写书可以，不可道出其名。既如此，我想起了鲁迅曾将钱玄同称为“金心异”，后来方得知，此名原本是林琴南在《荆生》一文中影射钱玄同之语，后来钱索性拿来自称，而鲁迅亦以此称钱。故我效此法，称这位赠书人为宋蕻蘼。
既然得到了宋老师赠送的如此贵重之书，当然要细细翻阅之，本书扉页上注明该书的底本乃是“据明钞本”，而排印本前有着张宗祥所写之序，该序首先讲到了《说郛》一书有两个版本系统：
《说郛》一百卷，明陶宗仪纂。今世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卷，乃清顺治丁亥姚安陶珽编次，其中错误，指不胜屈。如《四库目录》所载，《春秋纬》九种之后，别出一《春秋纬》；《青琐高议》之外，别出一《珩璜新论》；周密之《武林旧事》分题九部；段成式《酉阳杂俎》别立三名；陈世崇《随隐笔记》诡标二目。又王逵《蠡海集》，其人于宗仪为后辈；《杂事秘辛》出杨慎，而其书并列集中。凡此各条，《四库》所言，已足证明非南村原本，而揉杂窜乱之，可笑矣。乾嘉前辈往往叹息于《说郛》之亡，亡于剞劂，岂不谅哉！
看来陶珽所编《说郛》一百二十卷本更为流行，然此本错讹太多，远不如一百卷本更接近该书原貌，然而一百卷本流传于后世者，基本是明钞本，但每一部明钞本均有残缺，为了能够配出一部一百卷本的《说郛》，张宗祥下了较大工夫，其在序中称：
自民国八年冬，主京师图书馆事，得见馆中残本明钞《说郛》，持校刻本，则《云谷杂记》一种，刻本亦标三名：一标《云谷杂记》；一以“寿山艮岳”一条，标《艮岳记》；一则以“联句所始”等二十五条，别为《东齐纪事》，而云“宋许观撰”。杜撰书名，伪标作者，则其他更何足言。由是发愿欲还南村之旧，然非明钞本则不足据，明钞又不可多觏。既遇之矣，又皆非全帙，且错简脱文，重者必借校，阅今六年，竟成全书。其中字句，不敢臆改，非据善本，则必以钞本校钞本，择其善者而从之。
张宗祥经过一番辛苦校雠，而后交给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排印出版，这就是我所得到的该书。以上的所引乃是排印在涵芬楼本《说郛》之前者，然而翻阅张宗祥所著《铁如意馆随笔》，其中另录有作者为《说郛》一书所作的另外几则跋语，这些跋语讲解得更为仔细，比如落款“戊戌冬”的一跋，其首先称：“此书凡集明钞本六种，始成完璧”，具体到使用了哪几部明钞本，其在跋中有如下列举：
一为京师图书馆残卷，（第三、第四、第二十三至三十二。）无年号，蓝格白棉纸，书极高大，似隆万间写本。一为江安傅沅叔先生藏本。沅叔先生之书，系汇明钞本三种而成：一洪武间钞本，一弘农杨氏钞本，一丛书堂钞本。书本不全，书估挖填割裂卷首尾，凑足百卷，凡予所钞墨笔卷数，未经朱校，有与目录所载不符者，皆是移上作下，移前补后，极割裂之能事矣。其中以洪武钞为最旧，书之前后各条，错简至多，推测可知系自南村稿本录出。而稿本则必系蓑衣式，脱落之后，后人随便粘贴，故有此误。洪武钞与杨氏钞本，书后皆有题记，丛书堂则板心有此三字，与通常所见丛书堂钞本正同。一为涵芬楼藏本，似系万历钞本，未缺各卷，每数卷前有目录。今之目录，即从此本写定者。至第二十二卷，第八十六卷至第九十六卷，则五种明钞皆缺。
以上的列举为《说郛》明钞本的五种，关于第六种，张宗祥在此跋中先说了这样两句话：“闻孙仲容先生玉海楼中所藏亦有《说郛》残卷，曾切访之，不得要领，以为此生难遇矣。”而后他接着写道：
壬戌秋，奉命督浙学。临行，沅叔先生饯之娱莱室，案头有书估携来之明钞《说郛》，检阅一过，缺卷皆在。匆匆南下，不及借钞。沅叔先生至浙观潮，竟携至南方见假，得成全书。盛情高谊，感何可言！
由此，张宗祥列出了他为校对《说郛》而使用的六种明钞本，此后他还有长文，来一一讲解校对过程中发现的错讹以及相应的妙处，可见张宗祥为此书的出版下了很大的功夫。想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排印出的该书，应当是已知《说郛》中最接近原貌者。
也许是百密一疏，有人还是指张宗祥的整理也有错讹在，潘景郑所著《著砚楼读书记》中收录有《影印说郛序》，此序的落款是1988年，而涵芬楼的《说郛》出版于1927年，两者相差逾一个甲子，而潘景郑亦是版本大家，他当然对《说郛》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于《说郛》一书的版本递传，潘先生在此序中称：
《说郛》原本无传。百卷之数，见于明叶盛《水东日记》有云：“近闻《说郛》百卷，尚存其家。九成涂改，去取处不知如何？其亦未成之书欤？”又据明都邛《三余赘笔》云“《说郛》本七十卷，后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学海》诸书足之。”又明弘治九年上海郁文博作《说郛》序称“手状得其稿，已佚三十卷，乃补足之。”可证其书原为百卷，明成化间郁氏获得其稿，佚去七十卷以下，今流传之明钞本，皆成化弘治以后抄本，所谓百卷者皆郁氏重录本，非原书真面也。
而对于明钞本的整理，潘先生也提到了张宗祥为此之付出，同时又称该整理本“由涵芬楼排印传世者，学者颇重其书”，接下来，潘先生提出了如下批评：“所惜张氏校订未精，标目重沓，又杂入明人之作。如卷八四《钱谱》、八七《格古论》、九七《劝善书》《效颦集》等，均不应为原书所有。”以此可见，校雠古书是何等之难，张宗祥费尽其力，用到了那么多的明钞本，其成果依然有错讹在。而潘景郑又指出，此外流传存世的明钞本尚有多种，其中有的明钞本较张宗祥所用更为佳胜。
搞目录版本之难，难在于其乃是归纳推理，校勘者唯有将某一部书的所有版本一一看尽，方能得出更接近正确的结论。为什么不能说一句绝对之语呢，这是因为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一些版本失传了，而失传之本中的内容，与所见的有何异同，校勘者显然难以知之。这个行当的确可以称之为戛戛乎难哉。
陶宗仪所编《说郛》一书，确实很有价值，该书虽然仅一百卷，然而却收录了一千多种古书，以此可见，陶宗仪藏书之富，但不知什么原因，陶宗仪并没有将这一千多种书按照原书面目一一抄入原书之中，否则的话，仅一百卷的《说郛》绝不允许包容一千多种古书，故很多书他仅是节取其中的片段，例如著名的《搜神记》，原书有二十卷之多，而《说郛》中仅节录了十八条。《说郛》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很多内容重出，比如该书卷三十六中有《次柳氏旧闻》，而卷五十二有《明皇十七事》，其实这两部书内容完全一样，这种情况不知道是陶宗仪所误，还是该书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错讹。
但即便如此，《说郛》中收录的古书有一些因为失传了，故仅赖此书得以让后人窥得吉光片羽，比如元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该书乃是现存同时代人所写柬埔寨吴哥时代生活状况的唯一著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史料出自该书，故四库馆臣在提要中夸赞该书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篇往往而在，使文琐事时有微焉，固亦考证之渊海也。”
正是因为《说郛》有着这样重要的价值，才使得张宗祥下大力气整理该书，以便能够将其汇编为最善之本，但如上所言，其百密一疏，书中仍有问题在。而施贤明先生所写《张宗祥〈说郛〉跋再探讨》也是指出张跋之误。比如张宗祥称傅增湘所藏的明钞本《说郛》乃是由三种明钞本配成者，其所配之本第一种则为“洪武间抄本”，而施贤明查证了傅增湘在《双鉴楼善本书目》中的所言：“《说郛》一百卷，明抄本，合弘农杨氏本、弘治乙丑本、丛书堂本三种配全。”以此可见，傅增湘自称的三种明钞本中没有洪武本，但却有弘治本，如此说来，应该是张宗祥将弘治本误书为洪武本。然而傅增湘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又说：
《说郛》一百卷，明陶宗仪辑。明写本，四种合配成，分录如下：明丛书堂写本……，明弘农杨氏写本……，明弘治十八年写本……，明写本……，余藏。后友人张君宗祥据此本校定，又以他本补入少许，交涵芬楼排印行世。
傅增湘明确说，有四种明钞本配成的《说郛》乃是“余藏”，而张宗祥根据此本作了相应校订，这就是涵芬楼排印本的来由。
一书之成，竟然有这么多的内情在，校订古籍之难，由此可知。撰写此文时，更加令我感到要在下断语时，应该慎之又慎，因为我辈之学识及眼界更难望傅增湘、张宗祥辈之项背。而宋蕻蘼老师所赠该书不但让我得到了一部民国版本，更多者则是提醒我，在行文下笔时，要更加谨慎。从这个角度而言，宋老师惠我实多。
《情系红印花》，李毅民、李欣宇著
约二十年前，我前往西安拜见了李毅民先生，在席间见到了李先生的公子李欣宇，李毅民介绍说，儿子也有藏书之好，希望能拜我为师，在藏书方面下更大功夫。拜师当然不敢，但无意间遇到一位同好，当然很高兴，于是与之有了长期的交往，而后又成为了密友，自此之后，我每到西安都是直接找李欣宇，而不再打扰李毅民先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跟李欣宇称兄道弟，而李毅民先生无形中长了一辈。
早在交往之初，我就知道李毅民是著名的集邮家，尤其在集邮史研究方面有过多部专著，只是这些年来我兴趣转移，没有继续搞集邮，故对这方面的事情知之较少，然而几十年前的记忆，却并不能由此而淡至无痕，比如年轻时就已听闻到许多位如雷贯耳的集邮大家：马任全、张包子俊、赵善长、居洽群等，这些人的大名对于年幼的我只能仰望而不可即，而收藏红印花等珍邮也非我辈所能染指者，那个时候，集邮人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故事乃是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1927年周今觉花了2500两纹银买下这四张邮票，成为中国的邮王。
虽然这个故事听来令人激动，但与红印花相关的故事，我却知之甚少，如今读到李毅民、李欣宇父子共同撰写的这部专著，使我对红印花邮票的历史有了系统的了解。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司长刘建辉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以高度概括之语讲述了红印花邮票的来由，而中国邮票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孙少颖先生为本书所写之序中则讲述到了张包平之和张包子俊之间的关系，一代邮票世家，真令人叹羡，同时也让我感念老一辈人做事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