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之：墨痕旧影里的史料

2019年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集了一次纪念陈先生的“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研讨会，学界耆宿俊彦，一时云集。席间有不少先生谈及陈寅老1930年为陈援庵《敦煌劫余录》所写序文中的那句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按寅老此语，系于王观堂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1925）一上来就说的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而进一步阐发者，点出学术研究之要旨，夙为学界推重，引为圭臬。

而近世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所归纳的五大发现：（一）殷墟甲骨文字（发展为甲骨学）；（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发展为简牍学）；（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发展为敦煌学）；（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此五大发现（今人或省后两项，称之为“三大发现”）之于20世纪中国，可以说影响深巨，具有导向性及划时代，不仅促成了考古学、现代艺术史等学科的产生，也促进了边疆史地、商周、春秋、战国、秦汉诸研究以全新的领域，同时推动了相应的社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深层次影响了后来的学问路径、走向、观念，深远影响了迄今为止人文学术研究者的知识系统、知识结构、文化心理与学问格局，对于重建有中国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性的意义。

罗振玉隶书“学于古训乃有获”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与同一年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可以说都是“世纪之变”、“五大发现”以来思想认识的产物。特别是傅氏的《旨趣》，奠定了史语所的发展宗旨，也确立了后来具体实操的“新学术之路”，树立了新的研究典范（如研究方向）与研究范式（如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傅氏于此《旨趣》及给蔡元培的报告中提出发现材料与考订材料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他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历史只是史料学”。他指出：“此虽旧域，其命维新。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故当确定旨趣，以为祈向（或作‘新向’），以为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念与时推进。……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起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傅氏认为史料应该强调新史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挖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都是努力搜求的目标，且不仅应当继承传统在“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也应当学习西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此句成为史语所创所以来之核心宗旨）。除扩展研究的史料外，傅氏还主张要扩张研究的工具，要于考订材料时，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工具，譬如以古地质学、古气象学来解决上古史的断代问题，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他指出要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譬如中西文化如何交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决不涉足推论和通疏，更不涉足主观和玄想。凡此，新材料激发新问题，促成新工具以谋确解，三者相辅，互为之用。而经傅斯年用心擘画，史语所很快成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人文新学术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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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本册所收诸品的集中出版，相信当会促进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的新研究、新问题，也会促进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由此批材料起，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新认识。

[曹向东、杨永平编著《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中华书局，即出；周景良、王贵忱、孟繁之、王大文编著《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附周珏良致周一良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