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五卅’”：激变时代文化与政治的再研讨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是一个激变的时代，“那时的世局几乎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一年一个样”。五四学生运动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自序》）军绅政权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兴盛走向衰落，国共两党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合作逐渐走向分裂，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科玄之争”再到“反帝”“反赤”论战，思想界也经历了急剧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此后近三十年的政治与文化走向。
2023年5月11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共同举办了“从‘五四’到‘五卅’”学术工作坊，集中探讨这一激变的时代。工作坊邀请到蒋凌楠、彭姗姗、冯淼、李志毓、魏兵兵、马思宇、徐佳贵、赵妍杰八位老师进行汇报，陈以爱、邹小站、杨琥、周月峰、胡永恒、周斌、吕文浩、刘宇、卢华等老师参与评议、讨论。
一、陈独秀“阶级”观念与清末民初的思想界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杨琥老师（北京大学校史馆）在评议中指出，学界对于陈独秀的研究1980年代是个高潮，1990年以后逐渐进入低潮，近二十年来则有明显改观。陈独秀的“阶级”观念受到日本影响，那么“阶级”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梁漱溟也曾认为中国并无阶级对立。另外陈独秀的阶级观念与新文化运动中其他诸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进一步揭示，且尤其要注意到陈独秀的对立面。马思宇表示，陈独秀对阶级的泛化理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的涵义有很大不同，这提示出在研究时应对两者加以甄辨使用。对于毛泽东等人农村阶级划分的方式受到陈独秀影响的看法，马思宇认为还需要再研究。
卢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提示，探讨陈独秀的“阶级”观念的转变，需要将其放置到全球思想史互动的脉络中，尤其应该注重日本与苏俄两国自身变化对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中国对日本思想界的接受，并不完全是历时性的；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个非常大的时代变化。明治中后期，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才开始重视劳工问题。这一时期儒学对日本思想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此外中共对于农民问题的重视，也与苏俄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徐佳贵（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表示“阶级”涵义的泛化理解似是五四时期普遍的现象。对于“阶级”观念的认识与中国历史有无“贵族”等问题紧密关联。
二、“科玄论战”与民初教育界
《先秦政治思想史》书封
三、青年会、左翼知识人与1930年代的上海女工
但在1928年之后，吴耀宗等基督教青年会领袖等人主张采用教育手段来动员女工群体。此时他们想让女工自己内部出现领袖人才，希望女工自己有能力去组织和诉说她们的状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其中最著名的是邓裕志，她即力主在女工夜校开展写作课，激发女工的自主意识。1930年代上海聚集了一批左翼知识青年，他们以左联、剧联等为活动组织，倡导文艺大众化。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即进入女工夜校进行授课讲演，其中最有名的有吕骥、姚时晓、徐明清等人。他们通过识字、唱歌、看戏剧这种全方位教育再度革新了女工教育的理念，帮助女工摆脱宿命观，培养了女工对自身劳工经历和世界革命的认识。
1920年代，上海蚕丝厂里的女工。
四、浪漫女性、大革命与茅盾的文学创作
李志毓（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真诚—创伤”及其对五四话语的反思：略论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学实践》一文，从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学实践入手，讨论茅盾对于中国变革道路的思考。
李志毓指出，文学形象是基于特定话语系统对于社会现实的想象性建构，不能直接还原为客观历史实存。但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学书写却有着相当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其创作活动本身即是一种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茅盾早期小说的主人公多为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浪漫女性”。国民革命吸收了很多“浪漫女性”，在其他史料中也可以看到类似记载。她们不能在总体上代表大革命女性，也不能涵盖更多女性的真实经验，但这类形象塑造中蕴含着茅盾的历史思考。李志毓不同意将之解释为茅盾的女性主义思想，而认为这种带有想象性的将女性的身体能动性与开放性推至高峰的文学形象，反过来更显示出以欲望觉醒、身体自主为表征的女性解放话语的迷思。
更重要的是，茅盾在“浪漫女性”身上看到的不仅是欲望觉醒和身体解放，更是一种觉醒的内在“自我”和真诚、反抗的人格。他以天真洁白的女性被男性摧伤的命运，喻示真诚“自我”在腐恶现实面前遭受的伤害，写出了“五四”个人解放话语的局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在“造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傅斯年曾号召青年以“无中生有的造社会”作为自己的志业，而“造社会”前提在于造就一个“真我”。茅盾则写出了以女性为隐喻的“真我”在动荡、匮乏的半殖民地社会中无路可走的扭曲和畸形发展。中国革命并不只是政治和经济的革命，也是风俗和人心的革命。五四新文化、国民革命以及和后来共产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连续性问题就是变人心、变风俗。
五、五卅运动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参政
关于五卅运动以及中外相关交涉，学界已有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多从政治、外交、社会运动或思想文化等较为宏观的角度着眼。魏兵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横决”时刻：五卅运动与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参政问题的中外博弈》一文则主要从地方视角出发，聚焦五卅运动前后中外各方围绕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参政问题的互动和交涉，探讨当地华洋关系之递嬗演进与五卅运动之间的交互影响。
1925年，五卅运动中，上海街头抵制洋货的标语。
魏兵兵认为，1920年代前期，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商民因缺乏参与市政管理事务的权利，与工部局的矛盾不断加剧，不仅是五卅示威之举行及其声势壮大的重要语境，也是五卅惨案引起当地华人团体空前抗议浪潮的深层原因。五卅运动中，华人团体提出以华人享受与外侨平等的参政权利作为对外交涉解决惨案的条件之一，并要求按照华人纳税总额所占比例分配工部局的华董席位，旨在取得市政管理的主导权。参政权利攸关华人居民的切身权益，是五卅运动中公共租界华人团体所提各项要求中最关切的两项之一。
沪案交涉期间，执政府外交当局支持华人的参政要求，并加以完善和拓展，虽不无迎合和利用民意之动机，亦含有借机收回租界部分主权的考量。公使团的态度则随着交涉的延宕逐渐从积极转向消极，最终提出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华人参政方案。中外交涉因立场悬殊而陷入停滞之时，此前在华人参政问题上持抵制态度的工部局董事会在外侨舆论和外商团体的推动下，主动提出增设三位华董案并获纳税外人会通过。华人团体抗议无效，被迫妥协接受。三华董案虽与华人的期待相去甚远，但租界当局和外侨首次公开承认了华人对租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要求参政权利的正当性，对此后上海公共租界政治社会的演进影响深远。
六、国民大革命与江浙地区的国共党团
马思宇指出，应该将江浙地区国民革命看作是以国共为主体的“复合革命”，这呈现出“核心共产党、边缘国民党；里层共产党、表层国民党”的格局。在1925年前后，中共塑造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改造了江浙地区的国民党支部。1925年之后，共产党在群众组织中设立党团，在国民党中也设党团，所以形成双重领导。上海区委统一部署，统一调度，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对江、浙、皖三省形成伞状辐射的结构。这一机制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江浙地区国民革命为视角，也可以观察到中共中层人物的更新换代。中共四大之后随着留学莫斯科的一批学员归来，形成了一个“莫斯科派”，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即是其中代表，他主持上海区委后，整个上海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罗亦农
胡永恒认为将组织史与运动史结合，无疑是很好的研究路径。他同时指出，“中层视角”的提法还可以再斟酌，它与地域视角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杨琥认为国民革命的不同地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分北、上、广三个区域，这三地之间的差异应予以充分重视。马思宇回应称，中共早期历史中第一批新成长起来的党员，与莫斯科一派相比，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善于党务、组织、宣传等，因此很快被替代。
七、五四后江苏省教育会的文教革新
徐佳贵认为，苏教育会领导人在实践中，有意无意地低估本省与全国范围内教育平等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苏教育会所谓的“平民（主义）”，虽在一些场合有淡化传统上四民分等意识的意向，但在总体上，却是倾向于凸显原则性的各“业”平等，而淡化现实存在的“阶级／阶层”分化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其漠视或回避了教育界内与外种种现实的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苏教育会自身在一些时人眼中保持了、甚至强化了“秀民”组织的属性；其与一般民众的地位差异，及其“平民主义”的标榜与某些维持或增进“不平”的实践二者之间的张力，在越发强调打破“阶级”、动员普通民众的时代浪潮中，开始使其越发容易受到其他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攻击。
黄炎培
彭姗姗也认为，在探讨江苏省教育会的时候，他们的文教活动与政治活动似难分离，要考虑黄炎培这些人致力于文教活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许多以“民”命名的倡导往往是一种宣传，背后有整体的政治关怀，明确的政治意图。许多以“民”为帜的口号，它的内涵和真实的所指都在发生变化。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四时候打着“民”的旗号尚能获得较多人认同，但等到国民革命的时候，随着工人、农民、学生等真正意义上的“民”的组织团体兴起之后，许多人就已经不太认同江苏省教育会所倡导的“民”了。此外彭姗姗认为，新学制在实行之前就已有“试点”，而因地制宜是它的一大特点，因此对于它的实践效果，还可以再探讨。徐佳贵表示，有时用“表-里”二分的图式理解历史行动者的意图，也就是说“揭开”表层便能发现里层“真实”的意图这种思维方式，会有一定风险，人的意图和动机是复杂的问题，“平民主义”在苏教育会这里是否只是“旗号”，是否只有“地方自治”或政治上的考量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可以再商榷。
八、五四前后的家庭日新会
家庭日新会的活动，借鉴了欧美男女社交公开的方式，融合了“欧风”和“国粹”的双重取向。他们主张以家为乐，借助新形式，新团体，宣传他们温和的进步主义立场，以重新诠释中国伦理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反对激进的家庭革命，他们对妇女解放等时代言说都持有批评性看法。家庭日新会的活动也面临数次战争的冲击，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参与慰军活动甚为积极，但抗战后期便无形解散。赵妍杰指出，家庭日新会展现出他们对家庭建设的一种表达和期待，这和激进的革命青年对于家庭的想象之间有着明显的代际和理念差异，体现出这一群体对于五四时期家庭革命的一种回应，以及塑造理想家庭生活的努力。
圆桌讨论
此外，对于研讨中大家热烈讨论的近代中国“平民”的涵义，他认为，讨论这一问题，需要注意马列主义“阶级理论”输入的影响。阶级理论传入之前，“平民”往往与贵族、“官/绅”相对，普通地主、商人也是“平民”的一部分；阶级理论传入以及被接受之后，在阶级理论的视野下，地主、商人就不再是“平民”了，“平民”的含义已阶级化了。
周月峰指出，五四时期许多人用“阶级”这个词和学习“阶级理论”其实是有所区分的。另外郑超麟回忆录中指出陈独秀的一些文章是他人代笔，因此在使用时要注意区分。此外，对于一个人的阶级观念的考察，要将其放置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将许多参与阶级话语讨论、但反对阶级理论的人也纳入进来。比如梁启超很长时间不接受阶级理论，但在1920年代后期他很快又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存在，但他对中国阶级的划分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差异，如“有业/无业”阶级、“有枪/无枪”阶级。他当然并非阶级理论者，但也可以看到，当阶级理论或者阶级观念一旦进来，它就会被许多思想家“改造”“转化”，内嵌于其他的思想结构中。
吕文浩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也表示，工作坊的形式有助于讨论的充分和深入，未来也可邀请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就相关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同时他表示此次工作坊所提交的论文，在概念使用、题目构思上仍有一些可改进的地方。杨琥研究员表示，以往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往往集中于1919年前后的几年间，民初到五四，五四到五卅期间的研究，都比较薄弱，需要新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同时他也表示学术研究不必套用一些时髦的新名词、新概念和新理论，要归回中国历史的本身，关照现实，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问题，要体现出学者的责任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