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近800万农民工都在哪里？
■年龄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倒U形”特征
■呈现向省内“梯度回流”
■从制造业、建筑业转向快递、家政、电商等
■就业矛盾正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产物，正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劳动大军成长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乃至发展成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2019年陕西农民工总量达到766.7万人，其中在乡镇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235.1万人，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531.6万人。
长期以来，由于从事的多为低层次、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农民工普遍处于工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就业状态，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上较低。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工更加重视就业质量，就业矛盾也正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农民工发展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农民既可以在土地上耕作，也可以自由向城市流动。后来随着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着重发展重工业，快速推进工业化，却没有大量创造就业机会。为确保城市发展和生活需要，国家通过把居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户籍制度以及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供应制度、住宅制度及教育、就业、养老保险、婚姻、生育等城乡分割的具体措施，限制农民进入工厂就业，向城市流动。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由此确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我国农民工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
——第一阶段：农民变为农民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率先起步，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急需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在这一背景下，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这一称谓也随之而生，形成了“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的农民工。据统计，1983—1988年，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人。1984年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
——第二阶段：农民工规模迅速扩大。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国家适时调整限制政策，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形成了“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的农民工。据调查，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大量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致使“春运”紧张，每年“春运”都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
——第三阶段：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进入新世纪，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素质不断提升，形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的农民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截至到2003年底，已经达到11390万人，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的数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在中央文件中出现尚属首次。
——新阶段：从农民工到市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了农民工市民化。到2017年底，全国共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5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就业。农民工收入大幅增长提升了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消费水平，尤其是“打工一人、脱贫一户”，为新一轮扶贫攻坚发挥了精准脱贫的作用，“创业一人、脱贫一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生力量。当前，全国农民工高达2.9亿人，他们有着迫切的愿望成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
陕西农民工就业结构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陕西农村劳动力大批向非农领域转移就业始于1978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不断加速，陕西农民工规模不断壮大，就业特点日益鲜明。
——总量不断增加。由2009年的59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66.7万人，共增加了171.7万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持续转移出一定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提供了更多城市就业岗位，拉动农民工总量增长。
——逐渐呈现高龄化趋势。近年来，陕西农民工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4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例在不断减少，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在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受到了陕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影响；另一方面低龄农民工的大幅度下降也是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择业等方面观念变化的影响在择业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较老一代有着更强烈个人意愿，导致择业周期较长，就业年龄提高。
——受教育程度逐渐提升。2009—2019年陕西农民工整体以初中为主，但受教育程度近年来呈逐年提升趋势。2009—2019年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工占比从63.2%下降到56%；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从2009年3.6%提高到2019年的13.8%。拥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农民工更受用人单位的青睐，也是农民工自主创业的主力军，所承担的工作再也不仅仅是前些年的简单体力劳动，而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业劳动者。
——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大幅提高，该比重从2010年的49.3%稳步提高到2019年的60.6%。第二产业作为曾经农民工就业的主战场，从业农民工比重已经从2010年的50.6%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39.2%。十年间，陕西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中的就业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快速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现代服务业新业态，吸引着大量农民工从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转向从事快递、家政服务、农村电商的第三产业。
——农民工开始梯度性向省内回流。随着近年来东部经济增长放缓、中西部发展潜力逐步释放、产业梯度转移带动等影响，全国农民工流向中西部的比例快速提升，呈现出从“东南飞”向“西南飞”转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陕西农民工也呈现出向省内梯度回流的特点。省内农民工在2011—2015年基本徘徊在75%—76%左右；从2016年起，省内农民工比例跃至78.8%，在2016—2019年维持在78%—79%之间。
近年来，陕西经济突飞猛进，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后，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推进，乡村特色农产业、旅游业兴起，一批曾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经过城市打工的历练和积累，带着技术、资金、渠道，怀着乡村情感返乡创业，为县域经济注入生机和活力，尤其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吸纳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推进精准脱贫的作用。一部分农民工也更愿意选择就近务工，不仅能增加收入也能照顾家庭，有效缓解了“三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
——农民工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019年陕西农民工月均收入3924元，相比2009年翻了三番，平均增速11.4%。
高空作业的工人
积极回应农民工的“职业期待”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陕西农民工对生活水平和职业期望不断提升，更加重视就业质量，就业矛盾正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通过构建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指数研究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技能培训、政府组织行为、老家经济负担、务工地区范围是影响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显著性因素。从人力资本方面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加强非农技能培训也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年龄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倒U形”影响，在一定年龄后，年龄对于农民工有着负面影响。从外出状态看：老家经济负担越轻，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通过政府组织外出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更高；外出务工范围的扩大也会大大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针对以上特征，为了有效促进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应该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拓宽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年龄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倒U形”生命周期特征，所以应不断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农民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鼓励农民工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积极适应信息技术进步和产业转换升级对农民工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针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提供创业能力、市场经营知识方面的培训，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疏导、交往礼仪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创业就业能力。
为了拓宽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应充分运用电视、网络等新媒介平台，为农民工提供快捷、全面的就业信息；持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打通劳务对接通道，促进外出、就近就业；积极鼓励有条件农民工自主创业，在资金、技术、政策方面予以扶持；加速推进“云用工”等新型用工模式，搭建人才“云服务”智能平台，形成“云招聘”“云求职”的新闭环，为多种形式创业和灵活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和空间。
同时，应注意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通过加强和改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二元制壁垒，减少就业歧视现象；强化输入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农民工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使外来就业农民工享受与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就业服务、教育机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确保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