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来到北京射击场

今年6月15日，是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64年6月15日在北京射击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比武汇报表演60周年，也是毛主席来到北京射击场60周年纪念日。

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国家射击队老队员，都清楚地记得这一天。那天，五十年代进入射击场的飞碟运动员张殿训等同志回忆说：“射击场除了少数人留下值班，绝大部分人都被临时安排到石景山八角大队帮助农民夏收”；参加1964年集训前来射击场报到的湖南的周东清、上海的袁秀贞、宁夏的杨礼等同志，也临时住到了旅馆。他们当时都是着急地想早点进入射击场，几天后进入射击场时，也看到了大比武还在进行的一些情况，所有人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亲眼目睹领袖风采和比武盛况。我向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后人邓坚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女儿杨秋华求助，他们提供了当时的影像、照片等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完整地了解大比武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在北京射击场举枪瞄准等历史瞬间。

毛主席的这次检阅，是全军连续几年大练兵的必然结果。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工作就没有基础。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毛泽东还作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郑重地向全党倡议“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指导下，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号召“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

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李德生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初到第100团第2连蹲点，在组织小分队战术训练改革试验时，发现了一名优秀的教练员——郭兴福。时任副连长的郭兴福在训练中，结合打仗积累下来的经验，逐渐摸索出一套边讲边示范、细化步骤等练兵方法。10月，《军训通讯》增刊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把郭兴福教学法推向全军，并扩大发行到连。

这套教学法的突出特点是把练技术、战术同做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把兵训“精”训“活”的问题。

1962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发出“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要求全军战备值班部队、航空部队、舰艇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经常保持训练，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技术训练达到能熟练使用手中的武器器材，学会各种条件下的运用，特别是在夜间条件下的运用。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于1963年5月31日将郭兴福教学法归纳总结为8条经验：

(1)摸清底细，因人施教；（2)分清层次，由简到繁；(3)归纳要领，做出样子；(4)情况诱导，正误对比；（5)重点提问，反复练习；（6)民主教学，运用骨干；（7)评比竞赛，广树标兵；(8)宣传鼓动，抓活思想。

1963年底，罗瑞卿大将组织总参谋部在江苏镇江召开有各军区、军事院校部分主官参加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12月24日，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元帅专程赶来，实地观看郭兴福任教的单兵进攻战术作业，并在12月27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专题报告。报告中把郭兴福教学法归纳为5个突出的特点。即：

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现实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

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

第四，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

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

毛泽东在报告上作出三条指示。第一，在“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第二，看到“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又写下批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第三，“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总参谋长罗瑞卿将郭兴福教学法概括为“红、活、硬、细、实”五个字。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下达《全军应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把军事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964年1月下旬，总参谋部在华北、南京等地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各大军区、军兵种、野战军、军事指挥院校均派人出席会议。

在南京现场会上，总参谋长罗瑞卿指出，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和原则，还必须有正确的训练方法。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一个比较完整、成熟的教学方法。罗瑞卿要求全军热烈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和各行各业都要培养自己的“郭兴福”，把军事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这次会后，全军掀起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比、学、赶、帮、超”的热潮，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截至当年4月，全

军共培养出郭兴福式分队7105个，郭兴福式基层干部和班长1万余人，单项接近或达到“四会”（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水平的基层干部，约占总数的10%。

罗瑞卿大将与郭兴福交谈

照片说明：罗瑞卿大将与郭兴福交谈

为进一步推动郭兴福教学法的普及，发现典型、树立标兵，提高训练质量，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从5月上旬开始，全军陆续组织大比武。

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和罗瑞卿等分别于5月12、13、20、21日在天津杨村和新河靶场观看了50多个项目的军事表演。表演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称赞。

周恩来说：兵就是应当这样练，政治上强，再加上过硬的技术，军队练成这个样子，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我们不得。

6月10日，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同志，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的侦察兵飞檐走壁、汽车过钢轨桥、步枪百步穿杨等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喜人形势，这引起毛泽东浓厚的兴趣。

6月l0日晚，正在济南军区比武场检查训练情况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和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张宗逊上将，接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通报一个令人惊喜振奋的消息：毛主席要到训练场看军事表演！

原来就在几天前，毛泽东看到了全军比武情况简报，产生浓厚兴趣。当得知许多老帅和中央领导都前往训练场观看了几场军区比武表演后，便拿起笔来在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于是，贺龙、罗瑞卿等人商定，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安排毛泽东等与会领导观看军事表演。同时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单位及个人参加军事表演，分别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带队。

6月15日下午3点，北京西郊射击场上彩旗飘扬，军容雄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齐聚射击场。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全国各地领导人也来到了射击场。

北京射击场是新中国建设的一个专用场地，可以满足国家射击队手枪（包括手枪慢射、速射、转轮手枪）、步枪（包括小口径步枪、大口径步枪和军用步枪）、飞碟、跑鹿等项目训练，也可以组织各种射击比赛。1955年建成，就承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射击比赛。

毛主席在贺龙主任陪同下步入北京射击场

毛主席在贺龙主任陪同下步入北京射击场。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人员合影后，我军军事训练的一次空前大检阅开始。

4点，济南军区、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进行一系列军事科目的汇报表演。表演在北京射击场300米靶场进行。

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在主席台上落座后，总参谋长罗瑞卿立即指示比武正式开始。

在半自动步枪150米胸靶速射表演中，南京军区某团“红四连”连长宋世哲气定神闲，在40秒内4次压弹，射出40发子弹，发发命中钢靶。

毛主席站在看台上看得真切，连连鼓掌，眉飞色舞地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

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去拿枪，他对宋世哲说：“祝贺你！打得好！毛主席很高兴，要看你的枪。”

“这是国产的……”

罗瑞卿拿过枪，一手握住枪的木托，一手抓住枪机机柄，给毛主席介绍说：“这是国产的，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好，1963年装备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样好的枪。”

毛主席仔细观察枪的结构

举枪瞄准

动作连贯而娴熟，一看就是经过训练的人。

杨得志欣赏毛主席娴熟的动作

原来早在1911年，18岁的毛泽东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曾参加湖南新军，成为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的一名列兵，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此后，他参加革命成为领袖，指挥过千军万马，缴获过各式各样的枪支武装了人民军队，他却没有用过枪。现在，看到我们有了这样精良的枪支，不禁激动地拿起来，举枪瞄准，亲自体验了这支枪的品质。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曾回忆道：“辛亥革命的时候我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枪法还可以”。

毛主席看过枪后，罗瑞卿又把枪递给刘少奇主席看了。

表演间歇，毛泽东走到训练场亲切地接见了战士们，当他走到擒拿格斗表演分队，和战士们亲热地打着招呼，突然看到一排架子上吊着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毛主席一眼认了出来就笑着说：“这不是蒋介石吗。老朋友，久违了！既然见了面，那我也打你几拳。”他用拳头打出去，沙袋晃了起来，他又连着打了两拳。动作干净利落，威武有力。紧张的比武场顿时响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15日晚上，大比武现场的照明弹划过夜空，子弹像一条条火蛇扑向目标，夜空中组成一张绵密的火网。部队表演夜间3000米武装越野，在地形复杂的山地间奔袭。毛主席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寻找在夜幕中的战士。当他发现战士们头上所戴供识别位置的红色灯光时，兴奋地用手指着远处说：“我看到了，看到了，就在那。”

杨得志给毛主席介绍情况

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冒着炎热的天气，检阅了济南军区部队工程兵的反空降和设置陆地障碍技术表演，以及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表演。

朱德元帅听取杨得志的汇报

表演结束后，毛泽东在十三陵军事演练地召开会议。他对部队通过大练兵大比武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他要求各级党委不能光议政，不议军，都要抓军事工作，并指示要在全军搞好普及训练“尖子”的工作。

不久，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观看了北京军区某部射击表演，感慨地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毛主席检阅后，在北京射击场进行的比武还在继续。

近日，年逾八旬的山西省老射击运动员王克勤回忆说，他于1964年到北京射击场参加教练员训练班时，正是全军组织大比武如火如荼开展的时期。当时有很多解放军在北京射击场进行训练，教练员训练班的同志与解放军军官进行了一次比武交流。比武项目是军用步枪射击，目标是在100米和200米对钢制胸靶射击，看谁击落的数量多和用时短。双方各出五名射手。王克勤是训练班派出的五人之一。当时是在射击地线对100米的胸靶射击，五个人都打完了，一起跑到100米位置，再向200米处的胸靶射击。这个胸靶要比100米的胸靶大一点。这样的比武，对于从事“精度”射击训练的运动员来说，没有什么难度，教练员训练班获胜了。

上世纪50年代，王克勤在太原市小北门靶场留影

这次看似很平常的事，但是“观众”可是很不一般。他们中有元帅和将军。王克勤听说当时能来的元帅都来了，先来的元帅都在等一个“大人物”。等来的大人物就是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他很少在公共场合出面，这次他没有穿军装，只是穿了一身灰色的便装。在元帅的周围，还围着包括大将在内的很多将军。因此，他们这次比武是给这些共和国的元勋们的一次汇报。这个期间，王克勤还为参加训练的军队同志们做了立射的示范。

全军比武对我国射击运动和整个体育运动，形成和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国在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运动队的训练很不正常，全国性比赛大都停了。灾情过后，1963和1964年陆续有新队员补充入队，迫切需要提高运动水平和运动成绩。

贺龙同志当时还担任着国家体委主任，在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这种背景下，他对我国体育训练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国家体委根据他的指示，研究了当时我国训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反对训练中的保守思想、教条主义和“骄娇”二气，在运动队中树立“三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和“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作风，实行“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原则。这是我国在学习苏联和日本的训练理论和方法之后，结合解放军比武经验，提出的第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竞技体育训练指导思想。“三从一大”运动训练原则的提出是一个创举，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促进了当时运动训练水平和成绩的提高。

王克勤从北京返回山西后，就看到上级提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贯彻“三从一大”训练原则的要求。他带领的1964年入队的男子步枪班新队员，作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试点，按照“三从一大”的原则，投入了迎接第二届全运会的训练中。

我也是1964年入队的射击运动员，一入队就知道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在训练中，教练带着我们也是遵循着这个原则。

“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至今依然对体育训练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写于2024-5-28）